西部是一个充满了神秘与浪漫的高原地区,自然风景的旅游景点丰富多彩,别具一格,同时也聚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不经装饰的自然风景与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无时无刻不再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以中国地理为主,兼具世界各地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事件,并揭示其背景和奥秘。
《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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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是一个充满了神秘与浪漫的高原地区,自然风景的旅游景点丰富多彩,别具一格,同时也聚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不经装饰的自然风景与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无时无刻不再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以中国地理为主,兼具世界各地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事件,并揭示其背景和奥秘。
《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编辑部和经营部门是完全独立的,还是那句老话,内容为王。我们很少就一个内容去进行营销,而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我们的销售。”社长李栓科说。
“景观大道”专辑带来的成功,印证了李栓科的话。而用编辑们的话来说,为了这个计划中的发行量,整个9月,他们就跟上了发条一样。
说及“景观大道”的策划,李栓科介绍:“我们希望找到能代表我国辽阔国土、壮丽山河的象征物,而寻找的结果是,发现大致沿着北纬30度线延伸的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是最佳选择。”而为了这个发现,杂志社不但派出了专门的考察队,还邀请了众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分头探访。
“对于一本杂志来讲,最重要的是编辑部,包括背后的专家支持。如果没有打不烂、揉不碎的编辑部,市场运营就是缺少根基的。”李栓科表示。
伴随着内容的提升,是发行量和广告价格的增长。
这一路走来,不能不提及杂志创刊55周年之际,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国最美的地方”的评选与报道。“其影响力远超我们的预想。”回顾那段经历,李栓科仍然很感慨。
据介绍,杂志社首先组织了一个专家协会组、一个媒体组。专家协会组负责制定详尽的评选标准,跟媒体的合作则是希望在每一个省市都进行评选,“比如广东的一些媒体,组织当地的专家合作,并调动读者参与评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科学的真实
杂志获得高速成长,李栓科理解的原因是,“和天时地利人和有关”,“改革开放使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未知世界有发现的欲望,同时对已知世界也有再发现的愿望。《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从1950年创刊开始,一直是以传播基本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己任,这一定位在当时来说是合理的,也曾有过鼎盛时期。但从1982年开始,在读者市场分化以后,《地理知识》与其他老牌纸媒一样,面临相同的命运转变。
1998年,《地理知识》变身为《中国国家地理》。在改版后的几年时间里,杂志发行量上升了十多倍。2001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创刊,2002年日文版也正式上市。
李栓科说:杂志的选题,就是要向读者传递真正的科学知识。李栓科说,“最关键还是内容,独家视角的内容才是王。我们80%的精力、物力和财力,都是用在编辑部。”
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
能否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是决定传媒存亡兴衰的关键,而这又要以获得关注为前提。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是创刊于1950年的《地理知识》,1997年月发行量约为1万册。1998年大幅度改版,2000年改现名,2006年以来期平均发行量稳定在100万册以上。根据该刊总编李栓科先生提供的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始终践行了“内容为王”的原则,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销售。
这一思路还大有进一步具体和深化的可能和必要。任何内容都要经过被关注、认知和解读,其内在价值才能被受众所认识和接受。而受众会注意什么又受到他们既有认识的影响。媒体传递的内容如果既可以归属到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同时又能提供新的信息,就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
受众的既有认识是诸多观念的有机结合,各种各样的常识是他们构建自己观念世界的基本骨架。其实常识原本就是既为公众普遍知晓,又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所谓重构常识也就是用新的观念来替代既有观念的常识地位。由于常识在公众知识的体系架构中具有这样的独特地位,使得对它的重构尝试必然会同时遇到双重境遇: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会遭来质疑。重构必然意味着要有所颠覆,而公开地试图对既有常识加以颠覆,本身就足以引来公众的关注。
对于《中国国家地理》而言,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是它的常规战术。例如在它隆重举荐的“中国十大最美名山”中,不仅五岳有四座落选,而且高居榜首的是此前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的南迦巴瓦峰。再如,2003年出刊的四川专号明确表示峨嵋青城并非是典型的蜀山;它们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当期销量明显上升。
更新时间:2013-09-22 2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