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创刊于1950年,内容包括地理思想、中外国地理、自然地理、地图及地理调查法、地理教学、地理资料等,由杂志主拍的《《中国地理》杂志特拍地理常识讲座视频》以中国地理为主,兼具世界各地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事件,并揭示其背景和奥秘。
《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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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创刊于1950年,内容包括地理思想、中外国地理、自然地理、地图及地理调查法、地理教学、地理资料等,由杂志主拍的《《中国地理》杂志特拍地理常识讲座视频》以中国地理为主,兼具世界各地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事件,并揭示其背景和奥秘。
《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编辑部和经营部门是完全独立的,还是那句老话,内容为王。我们很少就一个内容去进行营销,而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我们的销售。”社长李栓科说。
“景观大道”专辑带来的成功,印证了李栓科的话。而用编辑们的话来说,为了这个计划中的发行量,整个9月,他们就跟上了发条一样。
说及“景观大道”的策划,李栓科介绍:“我们希望找到能代表我国辽阔国土、壮丽山河的象征物,而寻找的结果是,发现大致沿着北纬30度线延伸的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是最佳选择。”而为了这个发现,杂志社不但派出了专门的考察队,还邀请了众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分头探访。
“对于一本杂志来讲,最重要的是编辑部,包括背后的专家支持。如果没有打不烂、揉不碎的编辑部,市场运营就是缺少根基的。”李栓科表示。
伴随着内容的提升,是发行量和广告价格的增长。
这一路走来,不能不提及杂志创刊55周年之际,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国最美的地方”的评选与报道。“其影响力远超我们的预想。”回顾那段经历,李栓科仍然很感慨。
据介绍,杂志社首先组织了一个专家协会组、一个媒体组。专家协会组负责制定详尽的评选标准,跟媒体的合作则是希望在每一个省市都进行评选,“比如广东的一些媒体,组织当地的专家合作,并调动读者参与评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科学的真实
杂志获得高速成长,李栓科理解的原因是,“和天时地利人和有关”,“改革开放使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未知世界有发现的欲望,同时对已知世界也有再发现的愿望。《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从1950年创刊开始,一直是以传播基本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己任,这一定位在当时来说是合理的,也曾有过鼎盛时期。但从1982年开始,在读者市场分化以后,《地理知识》与其他老牌纸媒一样,面临相同的命运转变。
1998年,《地理知识》变身为《中国国家地理》。在改版后的几年时间里,杂志发行量上升了十多倍。2001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创刊,2002年日文版也正式上市。
李栓科说:杂志的选题,就是要向读者传递真正的科学知识。李栓科说,“最关键还是内容,独家视角的内容才是王。我们80%的精力、物力和财力,都是用在编辑部。”
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
能否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是决定传媒存亡兴衰的关键,而这又要以获得关注为前提。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是创刊于1950年的《地理知识》,1997年月发行量约为1万册。1998年大幅度改版,2000年改现名,2006年以来期平均发行量稳定在100万册以上。根据该刊总编李栓科先生提供的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始终践行了“内容为王”的原则,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销售。
这一思路还大有进一步具体和深化的可能和必要。任何内容都要经过被关注、认知和解读,其内在价值才能被受众所认识和接受。而受众会注意什么又受到他们既有认识的影响。媒体传递的内容如果既可以归属到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同时又能提供新的信息,就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
受众的既有认识是诸多观念的有机结合,各种各样的常识是他们构建自己观念世界的基本骨架。其实常识原本就是既为公众普遍知晓,又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所谓重构常识也就是用新的观念来替代既有观念的常识地位。由于常识在公众知识的体系架构中具有这样的独特地位,使得对它的重构尝试必然会同时遇到双重境遇: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会遭来质疑。重构必然意味着要有所颠覆,而公开地试图对既有常识加以颠覆,本身就足以引来公众的关注。
对于《中国国家地理》而言,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是它的常规战术。例如在它隆重举荐的“中国十大最美名山”中,不仅五岳有四座落选,而且高居榜首的是此前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的南迦巴瓦峰。再如,2003年出刊的四川专号明确表示峨嵋青城并非是典型的蜀山;它们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当期销量明显上升。
更新时间:2013-08-16 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