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下面是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身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隐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官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他曾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作关怀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身后，自然是萧条的。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关系和他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过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时代、阶级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说“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关系看作天经地义。须要指出的是，杜甫虽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对权贵达官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发。
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基于上述的生活实践和思想倾向，杜甫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也达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达到的高度。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这有以下各方面的表现。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一个特征。杜甫始终关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总希望能看到人民过点好日子，所以他说“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诗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别”中，他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这里，有已过兵役年龄的老汉，也有不及兵役年龄的中男，甚至连根本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妇也被捉去。《羌村》第三首也说到“儿童尽东征”。在《赴奉先咏怀》中，他更指出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养活了达官贵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根本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又呈吴郎》中，他通过寡妇的扑枣，更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归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他不仅体贴农民的“困穷”，而且还以热情酣畅的诗笑，描绘了田夫野老真率粗豪的精神面貌。如《遭田父泥饮》：
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个曾经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劳动人民竟能如此平等亲切，是极为少见而可贵的，也是富有进步意义的。白居易《观稼》诗：“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便是受到杜甫的教益。总之，作为一个诗人，只有在杜甫笔下才能看到如此众多的人民形象。
杜甫在多年饥寒的体验中，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有时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宁愿“冻死”来换取天下穷苦人民的温暖。白居易《新制布裘》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黄彻《巩溪诗话》说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的“宁苦身以利人”，这评比也是公允的。
当然，杜甫对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他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只能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寻求减缓人民灾难的办法，反对人民的“造反”。尽管他写过“资贼本王臣”，承认了“官逼民反”;当元结在诗中痛恨官不如贼的时候，他也给以热烈的支持;但是当袁晁在浙东起义时，他却写出了“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的诗句，这就很清楚地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二个特征。
正如上引诗句所表明的那样，杜甫是一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一旦大乱初定，消息忽传，他又会狂喜得流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真是“泼血如水”。由于热情洋溢，一派滚出，因而也就使人忘其为戒律森严的律诗。
杜甫始终关怀着国家命运，象“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类诗句是很多的。随着国家局势的转变，他的爱国诗篇也有了不同的内容。比如，在安史之乱期间，他梦想和渴望的就已经不是周公、孔子，而是吕尚、诸葛亮那样的军事人物：“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晚登襄上堂》)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而“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也决不只是写的一匹“老肃霜”，而是蕴含着一种急欲杀敌致果的报国心情在内的诗人自己的形象。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讽刺诗，同时也是爱国的诗篇。因为在这些诗中也反映出并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这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声，也是诗人自己通过新娘子的口发出的爱国号召。黄家舒说：“均一兵车行役之泪，而太平黩武，则志在安边;神京陆沈，则义严讨贼。”(《杜诗注解》序)从战争的性质指出杜甫由反战到主战同样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有见地的。
“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怀着强烈的憎恨，而这也就是杜诗人民性的第三个特征。
杜甫的讽刺面非常广，也不论对象是谁。早在困守长安时期，他就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在这方面，《兵车行》是有其代表性的：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前出塞》中，诗人也代人民提出了同样的抗议：“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杨国忠兄妹，当时炙手可热，势倾天下，但杜甫却在《丽人行》中揭露了他们的奢侈荒淫的面目：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阖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及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峦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空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复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诗人还把杨国忠兄妹们这种生活和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恬》)同时，他又警告统治者要节俭，认为：“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
唐肃宗、代宗父子信用鱼朝恩、李辅国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权，杜甫却大骂：“关中小儿坏纪纲!”认为只有把他们杀掉，国家才能有转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在《冬狩行》中他讽刺地方军阀只知打猎取乐：“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伴随着叛乱而来的是官军的屠杀奸淫，《三绝句》之一对此作了如下的无情揭露：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这时，官吏的贪污剥削也有加无已，《岁晏行》说：“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针对这些现象，作为一个人民诗人，他有时就难免破口大骂，把他们比作虎狼：“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把他们看作凶手：“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可惜，阶级的局限使杜甫仍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忠告他的朋友们要作清官：“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真是“告诫友朋，若训子弟”(《杜诗胥钞》)。
除上述三方面这些和当时政治、社会直接有关的作品外，在一些咏物、写景的诗中，也都渗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比如说，同是一个雨，杜甫有时则表示喜悦，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使是大雨，那怕自己的茅屋漏了，只要对人民有利，他照样是喜悦：“敢辞茅苇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当久雨成灾时，他却遏止不住他的恼怒：“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可见他的喜怒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的。在咏物诗中，有的直接和现实联系，如《枯棕》、《病桔》等;有的则是借物寓意，因小明大，如《萤火》刺宦官的窃弄权柄，《花鸭》刺奸相的箝制言论，至如《麂》诗：“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那更是愤怒的谴责。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政治讽刺诗。
杜甫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大自然。他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如《月夜》、《月夜忆弟》、《梦李白》等，也无不浸透着挚爱和无私精神。“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他对李白的友谊是如此深厚。我们祖国的山川风物是美不胜收的，杜甫并不是山水诗人，但他却比之一般山水诗人写出了更多的山水诗，而且自具特色。中国有五岳，杜甫用同一诗题《望岳》写了其中的三个：泰山、华山、衡山。此外象陇山、剑阁、三峡、洞庭等等也都作了出色的描绘。“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清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从这类句子，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这类诗同样饱含着诗人的爱国激情。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性
杜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篇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即所谓“毫发无遗憾”。因此，他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
从创作方法上来看，杜甫的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杜甫有他独特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为了真实地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他需要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形成他的诗的这一特色的内在原因。
为了比较便于阐明杜诗现实主义的若干特点，我们可以分别地就叙事诗和抒情诗两方面来谈。
杜甫的叙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在他以前，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的就更少。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这有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在杜甫许多著名的叙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例如《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的母亲的回忆，都有极其深广的现实内容。就以《羌村》来说，虽然是叙述诗人自己乱后回乡的经历，但是，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家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虚”的场面，绝不只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就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杜甫还善于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它是诗人以如椽的诗笔，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的矛盾，写出了统治集团的铁案如山的罪证。他如：“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以高度集中概括而“力透纸背”的名句。卢世榷评“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二句说：“合字肥字，惨不可读。诗有一字而峻夺人魄者，此也!”合、肥二字所以具有“峻夺人魄”的力量，便是高度集中的结果。
第二，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跃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只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疑是客观叙述，但同时也就是作者的讽刺、斥责。不必明言黑暗残暴，而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此外，《丽人行》中对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只是从他们的服饰、饮馔和行动上作具体的刻画，不显加谴责，而讽意自见。白居易也是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如果拿他同样是反对穷兵黩武的名诗《新丰折臂翁》来和杜甫的《兵车行》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但在《新丰折臂翁》中，白居易在叙述那折臂翁的谈话之后，却自发议论，明白点破作诗的主旨。白诗的讽刺色彩虽然很鲜明，但杜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真挚哀痛，沁人心脾。
第三，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类作品很多，现以《新婚别》为例。这是写的一位新娘子的独白：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新婚竟成生离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所以我们读起来，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第四，采用俗语。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叙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比如同是一个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亲自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便显示了田父的本色。其他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也是很生动的例子。至如《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有同谣谚了。
第五，细节描写。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一个细节。它不仅揭示了那个役夫“敢怒而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暗示出老妇竟被拉走的惨剧，《丽人行》用“犀助厌饫久未下”这一小动作来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气，都是很好的例证。他细节描写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写他妻子儿女的一段：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冽。粉黛亦解苞，衾倜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这里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小儿女的天真烂漫，而且也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紧事，形容独至”，其实就是细节描写。
应该指出：上述诸特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往往象在叙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咏怀》头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乍一看好象很抽象，其实仍很具体，他用“涕泪满衣裳”来写他的喜极而悲，并抓住“漫卷诗书”这一小动作来表现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虽然属于幻想，但在幻想中仍有丰富的形象性。在叙事诗中，杜甫寄情于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其中便包含着忧国忧民的心情。“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在叙事诗中，杜甫尽量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地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如“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叙事诗概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而抒情诗则多用五、七言近体。
杜甫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因此在他的某些叙事兼抒情的诗中往往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洗兵马》可以作代表。诗一开始就以飘风急雨的笔调写出了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中兴：“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但一面又以唱叹的语气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并幽默地讽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新贵：“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也没有忘记人民的生计：“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诗的结尾更通过“安得壮士挽天河”的壮丽幻想，提出了“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希望。全诗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选杜诗以此诗为压卷，是有眼光的。此外《凤凰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都是较突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最具有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因素。比如同是鄙薄权贵，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却说“野人旷荡无腆颜，岂可久在王侯间”;同是写友情，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杜甫却说“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预堆”，一飘逸，一沉郁，是很明显的。
杜甫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艺术成就，绝非偶然，而是用尽他毕生的心血换来的。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虚心的学习。他向古人学习，也向同时代人学习;向作家学习，也向民歌学习。所以他说“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虚心的学习，使杜甫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做到象元稹所说的“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但是他也不是无批判的学习，所以又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而在肯定“清词丽句必为邻”的同时，就提醒人们不要滑进形式主义的泥坑：“恐与齐梁作后尘”。第二是苦心的写作。尽管杜甫称赞他的诗友李白是“敏捷诗千首”，但却不讳言自己写诗的“苦用心”。为了诗语“惊人”，他的苦用心竟达到这样的程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贵的是，杜甫还坚持了这种苦心孤诣的写作态度，他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又说“老去渐于诗律细”。他的作品，不是愈老愈少，而是愈老愈多，直到死亡前夕，还力疾写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那样长篇的排律。他真是学到老、写到老。第三是细心的探讨。盛唐诗人很多，谈论诗的却少。杜甫与之相反，他好论诗，而且细心。他对李白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对严武说“吟诗好细论”，对高适、岑参说“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此类甚多。他对于论诗，很自负，也很感兴趣，所以说“论文或不愧”，“说诗能累夜”。他的《戏为六绝句》、《偶题》等专门论诗的诗，其中就可能包括他和朋友们“细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对书、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广泛爱好和吸收，也有助于他的诗歌艺术的提高。在《剑器行》的序文中，他就曾提到张旭草书的“长进”和“豪荡感激”，是得到公孙大娘“剑器舞”的启发这样一个事例。他从一幅画中所领会的“咫尺应须论万里”的画境，和他要求一首诗所应达到的“篇终接混茫”的诗境，正是近似的、相通的。
第四节 杜甫在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天意君须会，人间更好诗!”白居易说得对，人民的确是要好诗的，杜甫也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许多好诗。他的诗是我国最可宝贵的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是最早从周代民歌就开始了的。象《诗经》风诗中的《伐檀》、《七月》、《氓》等，都是极其优秀的代表。到两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更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缘事而发”的叙事诗，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而产生在建安时代的长诗《孔雀东南飞》，更是一个特出的奇峰。对话的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节的描写等，都益趋成熟和完善，人物和情节的典型化也有很高的水平。
由于周民歌，尤其是汉乐府民歌的直接哺育，汉末建安时期，文人们开始写出一些现实主义的诗，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陈琳、曹植、蔡琰等人的一些作品。但他们都未能充分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建安后，现实主义更逐渐转入低潮，晋宋之间，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陈以后，宫体猖獗，更脱离现实。至初唐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的“采丽竞繁”，现实主义诗歌才略见起色。大诗人李白虽也写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诗，但他的最大成就和贡献还是在浪漫主义方面。因此，总结并发扬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这一历史任务，是由杜甫来完成的。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多方面的。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乐府叙事诗上。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老一套办法，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对这类作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作了很高的评价，而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更叙述了他们所受到的启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由此可见，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正是由杜甫直接开导的。用不用古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因为实质上无异于为后代诗人指出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这一影响，一直贯到清末黄遵宪等诗人的创作中。
高度的爱国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一大特色，这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爱国诗人陆游就深受杜甫影响，他从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路，所谓“工夫在诗外”，从而纠正了他早年学诗“但欲工藻绘”的偏差，创作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一生酷爱杜诗，在燕京坐牢的三年间，更是专读杜诗，并集杜诗为五言绝句二百首，说是“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文山全集》卷十六《集杜诗自序》)。爱国诗人顾炎武也同样从杜诗得到鼓舞。
现实是复杂的。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掌握了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诗，在他手中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写寓言，写诗文评，总之，凡是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只以七律而论，杜甫之前，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或倡和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成了讽刺武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说杜甫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其中之一就是“诗料无所不入”，足见这确是一个大有关系的革新。只是七律的影响要略晚于他的乐府诗，到李商隐才显示出来。李作如《重有感》等便很象杜甫《诸将》。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便是指的七律。
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不少法门。如学习民歌运用对话和口语，就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元稹《酬李甫见赠》诗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看来元稹和白居易诸人诗歌的趋向通俗化，也是受杜甫的影响。在提炼口语的另一面，杜甫还通过千锤百炼创造出字字敲打得响、“字字不闲”的诗句，所以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因成一千言》)。这对于提高诗的语言艺术也有所启发。但如宋代“江西诗派”那样片面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欲以奇句硬语惊人，就未免舍本逐末了。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确，我们不能不为在我们祖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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