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零彩礼”,可行吗?
践行“零彩礼”,是一些地方正在做的事情。践行“零彩礼”,可行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践行“零彩礼”,可行吗,如果喜欢请收藏分享!
践行“零彩礼”,可行吗?
事实上,高价彩礼的话题多次引起社会关注,面对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出手。
日前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高价彩礼”。
提出“零彩礼”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所在的河间市,2018年,全市所有村庄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专门制定了本村的婚丧嫁娶的村规民约,如针对红白喜事的办事待客范围、就餐桌数、饭菜标准等做出指导性规范。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助力脱贫攻坚,推进社会风气好转,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被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3年。
根据河间市民政局在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2021年4月至今年1月,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15万元。
今年2月,宁夏泾源县制定出台《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彩礼最高金额不超过6万元,并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并对人情礼金等金额做出了限定。
《意见》提到,要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杜绝讲排场、摆阔气、互相攀比的婚嫁陋习,实行彩礼限高,彩礼最高不得超过6万元并逐年下降,酒席不超过10桌。
《意见》指出,坚持婚事新办,倡导取消见面钱、水礼钱、挂锁钱、改口费等加重经济负担的陈规陋习,减少首饰等贵重物品花销。鼓励举办集体婚礼、旅游结婚等仪式简朴、氛围温馨、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同时限制高额人情礼金,人情礼金不得高于200元。
此外,《意见》还规定,对违反上述《意见》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县纪委监委将依规依纪给予处理,各乡(镇)对违反本实施意见的行政村(社区)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对违反此办法的农户,妇联将降低其妇女创业贷款申请额度或不予批准等。
为整治高价彩礼,江西多地在2022年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整治行动。
其中,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因地制宜开展高价彩礼整治,让彩礼回归于“礼”的本质,提倡“零彩礼”,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
在江西广昌县,2022年9月,曾为“零彩礼”的10对新人举办移风易俗集体婚礼,这场婚礼在线直播。当地媒体报道,一位参加婚礼的新娘表示,“这么热闹又有仪式感的婚礼,是多少彩礼都换不来的。”
3月2日,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引关注。举报范围是,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称,发布公告是想倡导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减轻农民负担。标准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制定,超过太多就是高价。
靳小怡表示,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是中国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嫁娶婚姻制度下传统上是男方对女方家庭表达谢意与尊重的礼仪,推行完全的“零彩礼”有可能扼杀传统文化。
“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从彩礼婚宴数额的规定入手,短期内可以治标,但从长期来看难以治本,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靳小怡说。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答“高价彩礼”难题?靳小怡认为,在短期内,加大对高彩礼问题严重地区的治理力度,实行动态监督与奖惩机制;在长期内,应以不损害父辈与婚姻双方权益为前提,以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和“自由自愿”为原则,把彩礼金额和结婚程序的决策权“还政于民”。
靳小怡说,高彩礼治理的关键在于结合当地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一窝蜂”。
刘建生认为,从根本上解答“高价彩礼”的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引导进行移风易俗;另一方面,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零彩礼的婚俗实验能走多远?
近年来,多地出台了政策对彩礼进行“限高”。例如,作为第一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河南省宁陵县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还有的地方提倡不超过1万元,更有的地方提倡不要彩礼或少要彩礼。那么,推行不要彩礼是否可行?
据九派新闻报道,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认为,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推行完全的“零彩礼”不仅不符合传统婚俗(文化),其可行性仍有待考虑。
“我们在遏制高价彩礼时,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适度的彩礼也是必要的。”他说。
甘满堂分析,“彩礼”问题并不是导致农村男青年“结不起婚”的主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教育等资源的落后,倒逼农村适婚男青年不得不在县城买房,从而为结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只不过,现在出现了超过男方承担范围的高价彩礼,让男青年望而生畏,这是应该被遏制的。”
从多地公布的信息看,通过采取系列措施,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正之风得到有效抑制。
日前,河南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整体来看,河南省扎实推进婚俗改革工作,高价彩礼、高额随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治理高价彩礼需厘清三对关系
据中工网报道,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撰文表示,治理高价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
王德福认为,关于高价彩礼的问题,有三对关系需要厘清:
一是“小彩礼”与“大彩礼”。“小彩礼”即狭义的彩礼,是男方向女方家庭赠送的聘礼,各地习俗有异,所含内容与赠送形式有别。“大彩礼”则可视为包含全部婚姻成本在内的男方家庭支出,最典型的是婚车婚房。
二是“彩礼竞争”与“婚姻竞争”。经济分化、人口流动带来性别失衡,继而引发的地域性婚姻挤压和婚姻竞争,是助推彩礼上涨的深层结构性因素。
三是“婚约风险”与“婚姻风险”。彩礼的原初意义之一是缔结婚约的保证,在性别不平等的时代,是女方对男方可能随意解除婚约伤害自身的防风险手段。现在,彩礼属性已发生根本变化。人们希望彩礼不仅保婚约,还能保一辈子幸福。
“对经济欠发达的边远贫困地区和部分存在彩礼竞争习俗的地区来说,高价彩礼会加剧地域性婚姻问题的爆发,透支农民家庭的风险防范能力。”他认为,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让个体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小一些,再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