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识的继承者，也是杜甫之后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下面是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下硅(陕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

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十一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贫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他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

(一)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幸至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所以诗人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

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勇敢，也不怕牺牲自己：“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象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诗人却是“不惧权豪怒”!

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书籍以来未有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白居易时为赞善大夫)，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得罪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些讽谕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二)后期——即自贬江州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江州之贬是对诗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换尽旧心肠”，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某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在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这时也就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了：“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苏州刺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所以刘禹锡称道他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其实是可悲的。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但也应指出：白居易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时的筑堤浚井。人民对他也很有好感：“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只是老百姓“饥冻”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会昌六年八月，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

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

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还有其独特贡献，这就是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在他以前，还没有谁如此明确地提出过。

这种观点，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准和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对六朝以来那种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嘲风雪、弄花草”的东西，他作了彻底的否定。历来风骚并称，李杜齐名，但白居易却说屈原“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只“得风人之什二三”;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不及杜甫的“尽工尽善”;而且即使是杜甫，他也认为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还不够多。这样的持论虽不免偏激狭隘，但也说明他的大胆和坚决。对廓清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来说，也有其现实意义。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并认为象《诗经》中《北风》之刺威虐，《硕鼠》之刺重敛，汉童谣“广袖高髻”之刺奢荡等，都是由“感于事”“动于情”而产生的。因此，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矣，……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所以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新乐府运动，便是在上述诗论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或符合于这些理论精神。

第三节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这个分类原不够理想，因为前三类以内容分，后一类又以形式分，未免夹杂，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同时从他把杂律诗列为一类来看，也反映了律诗这一新诗体到中唐元和年代已发展到可以和古体诗分庭抗礼了。他晚年又曾将五十一岁以后的诗只从形式上分为“格诗”和“律诗”两类，也说明这一情况。

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

从“惟歌生民病”出发，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在《采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锯牙食人肉!

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在封建社会，不只是农民，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而在《过昭君村》一诗中更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抗情绪：“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同情，诗人写出了那著名的《上阳白发人》：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

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宿空房，秋夜长”一段，叙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尤富感染力。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使诗人还只能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样无可奈何的感叹和呼吁，但在那时已是很可贵了。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他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为了救济人病，因此讽谕诗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赠友》诗质问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为了换取铜钱，农民只有“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结果是“岁暮衣食尽”、“憔悴畎亩间”。在《重赋》中，更揭露了两税的真相：“敛索无冬春。”对农民的憔悴也作了描绘，并提出控诉：“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并标明：“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篇中“黄衣使者”和“宫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诗不发议论，更没有露骨的讽刺，是非爱憎即见于叙事之中，这写法在白居易的讽谕诗里也是较独特的。《宿紫阁山北村》一篇，则是刺的掌握禁军的宦官头目，曾使得他们“切齿”。

中唐的弊政，还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地方官把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谋求高官。白居易的《红线毯》，虽自言是“忧农桑之费”，其实也就是讽刺“进奉”的。诗中的宣州太守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方官。

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论裴均进奉银器状》说当时地方官“每假进奉，广有诛求”，又《论于迪裴均状》也说“莫不减削军府，割剥疲人(民)，每一入朝，甚于两税”，可见“进奉”害民之甚。对于统治阶级的荒乐生活本身，白居易也进行了抨击，如《歌舞》、《轻肥》、《买花》等，都是有的放矢。

作为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发出这样的慨叹：

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这种情况原应激起边将们的忠愤，然而事实却是：“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为什么无意收呢!《城盐州》揭穿了他们的秘密：“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令人发指的，是这班边将不仅养寇，而且把从失地逃归的爱国人民当作“寇”去冒功求赏。这就是《缚戎人》所描绘的：“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露行经大漠”，“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在这些交织着同情和痛恨的诗句中，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精神。当然，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他也是反对的，如《新丰折臂翁》。但也应看到这首诗是为天宝年间的穷兵黩武而发，带有咏史的性质。

在艺术形式方面，讽谕诗也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由这类诗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的。概括地说，讽谕诗约有以下一些艺术特点：

(一)主题的专一和明确。白居易自言《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其实也是他的讽谕诗的一般特色。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之类;同时还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题思想非常明确。这也就是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而且在题材方面，所谓“一吟悲一事”，也不是漫无抉择的任何一件事，而是从纷繁的各类真人真事中选取最典型的事物。例如“宫市”，《新唐书》卷五十二说：“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可见受害的下层人民很多，但他只写一《卖炭翁》;当时的“进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书同卷说当时有所谓“日进”、“月进”，但他也只写一《红线毯》。这当然也有助于主题的明确性。

(二)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卖炭翁》，一开始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两句，便画出了一个年迈而善良的炭工;接着又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感人，并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都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此外如《缚戎人》的“唯许正朔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上阳白发人》的“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等，也都可为例。

(三)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他往往先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级的鞭挞。如《轻肥》在描绘大夫和将军们“樽儡溢九酝，水陆罗八珍”之后，却用“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对比;《歌舞》在畅叙秋官、廷尉“醉暖脱重裘”的开怀痛饮之后，却用“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作对比，都具有这样的作用。《买花》等也一样。这种阶级对比的手法也是由阶级社会生活本身的对抗性矛盾所规定的。

(四)叙事和议论结合。讽谕诗基本上都是叙事诗，但叙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新丰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较鲜明的感情色彩。但是，也有一些诗，结尾近于纯粹说理，给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只有《卖炭翁》等个别篇章，不着一句议论，可以看作例外。

(五)语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把诗写得“易谕”并非易事，所以刘熙载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二)袁枚也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载，此妙谁探?”(《续诗品》)白诗流传之广和这点有很大关系。白居易还广泛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闭喻被谗遭黜”的《陵园妾》，“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的《太行路》，更具有双重的讽刺意义。

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务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虽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宋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滹南诗话》卷三)，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技巧问题了。

讽谕诗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时作的，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很高，前半写实，后半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便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写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的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贬江州的次年写的，感伤意味虽较重，但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意义。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当时妓女共同的悲惨命运。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叙述的层次分明，前后映带，描写的细致生动，比喻的新颖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飘忽易逝的声音至今犹如在读者耳际，以及景物烘托的浑融，如用“惟见江心秋月白”来描写听者的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绝入神，所有这些则是它的艺术特点。

他的闲适诗也有一些较好的篇章。如《观稼》：“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对自己的闲适感到内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幻想让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也表现了诗人不忘国计民生的精神。但历来传诵的却是杂律诗中的两首。一是他十六岁时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另一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那首七律：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族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闲适、杂律两类在他诗集中占有绝大比重，象这样较好的诗却很少。其他多是流连光景之作，写得平庸浮浅;还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复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衔博，“为文造情”。这不能不影响诗人的声誉。

白居易最大的贡献和影响是在于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即新乐府运动。他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和创作对这一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一诗中说：“每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绅)伏歌行”，《和答诗》序更谈到元稹因受他的启发而转变为“淫文艳韵，无一字焉”的经过，可见对较早写作新乐府的李、元来说，也同样起着示范作用。新乐府运动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经宋代王禹称、梅尧臣、张耒、陆游诸人以至晚清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白居易的另一影响是形成一个“浅切”派，亦即通俗诗派。由于语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诗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乃至国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谈到这一空前的盛况。他的《长恨歌》、《琵琶行》流传更广，并为后来戏剧提供了题材。当然，白居易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主要来自闲适诗。一些自命“达道之人”甚至专门抄录这类诗，名为《养恬集》或《助道词语》(《法藏碎金录》卷四)。但毕竟是次要的。

第四节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

——元稹、张籍、王建

元稹、张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诗友，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时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继承者。张、王年虽较长，写作乐府诗也较早，但诗名和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时元、白既有创作，又有理论，而张、王则总有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兼作理论上的宣传，因此他们在新乐府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既远逊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八岁丧父，少经贫贱，自言孩矣时见奸吏剥夺百姓，为之“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叙诗寄乐天书》)，这是他早期在政治上和权奸斗争并创作新乐府的生活基础。但后因遭到打击，转与宦官妥协，作到宰相，为时论所不直。不久，出为同州刺史，转越州、鄂州刺史，死于武昌节度使任所。

他和白居易齐名，时称“元白”，文学观点也完全一致。他虽比白居易小六七岁，但却是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他也非常推崇杜甫，在《乐府古题序》中更总结并宣扬了杜甫“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创作经验，反对“沿袭古题”，主张“刺美见(现)事”。这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他有一部分乐府诗仍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他的乐府诗反映现实的面相当广泛，有的揭露官军的暴横，同情农民的痛苦，如《田家词》：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属。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末三句应看作反语，讽刺官军不能胜敌，只能害民。白居易《官牛》诗：“右丞相，但能济人治国调阴阳，官牛领穿亦无妨!”手法与此相似。《织妇词》则为“为解挑纹嫁不得”的劳动妇女提出了控诉。统治阶级的无底欲壑，竟使她们对着檐前的蜘蛛发出这样的感叹：“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他的《连昌宫词》是和《长恨歌》并称的长篇叙事诗。作者用对话体，借宫边老人的口对导致安史之乱的唐明皇的荒淫生活作了全面的揭露，并最后提出用政治来消灭内乱的主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此诗作于元和十三年，那时延续三年的淮西之乱初定，故以用兵为戒，是有为而发的。《估客乐》则是借用古题，通过商人的投机取巧、勾结官府、操纵市场等一系列的形象描绘，不仅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商业繁荣的状况。一般地说，元诗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动性，都不及白居易。这主要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如《西凉伎》只是说“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对他们“养寇固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却不敢揭穿;而《上阳白发人》竟然说“此辈贱嫔何足言”，尤令人反感。

“悼亡诗满旧屏风”，乐府诗外，元稹的悼亡诗《遣悲怀》七律三首也很有名。由于感情真挚，并能将律诗口语化，故较之潘岳悼亡诗尤为人所爱读。如“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等句，皆属对工整，而又如话家常。这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小诗《行宫》，也写得含蓄有味：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前人谓《长恨歌》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的确是各尽其妙。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白居易这首《读张籍古乐府》写于元和九年左右，亦即在他完成《新乐府》五十首以后五年左右。由此可见，元、白的写作新乐府很难说是受到张籍的启发。但这并不影响张籍在创作上的地位。

张籍(766?—830?)，字文昌，原籍苏州，生长在和州(安徽和县)。他出身寒微，虽曾第进士，却一直做着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一类闲散官，又长期病眼，以至贫病交加：“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其苦况可知。但他写个人穷愁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人民的疾苦，所以白居易说他“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王建也说“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张籍虽不曾对杜甫表示明显的推崇，但从“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送客游蜀》)这类诗句看来，他对杜甫也是很向往的(他的《凉州词》：“欲问平安无使来”，即全用杜句)。他的乐府诗也必然受到杜甫的影响。

张籍乐府诗约七八十首，用古题的要占一半，但内容和精神却和自创新题的并无二致，都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中唐时代，剥削残酷，因此同情农民疾苦也成为张籍乐府诗一个重要的主题。如《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为了突出农民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合理，张籍往往在诗的末尾用富商大贾和农民作对比。《估客乐》，在描写贾客们“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的快乐逍遥之后却说：“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手法与此正同。对妇女的悲惨命运，张籍也作了充分的反映：有“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穷苦农妇，有“不如逐君征战死，谁能独老空闺里”(《别离曲》)的闺中少妇，有由于“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离妇》)而横遭驱遣的弃妇，而《征妇怨》一篇写得尤其沉痛：

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尽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死者白骨不收，生者抚恤毫无，“夫死从子”，而子又尚在腹中，即欲“独老空闺”亦不可得。虽存若亡，且自分必死，故以“昼烛”为喻。中唐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凉州的长期失陷而边将都无意收复。对此，张籍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

——《凉州词》

这种愤慨和讽刺，也正是诗人爱国热情的表现。

“争得遣君诗不苦?黄河岸上白头人!”——白居易《别陕州王司马》。白居易和王建的关系虽不密切，也不曾直接称许王建的乐府诗，但从上引诗句已可看出他同样是引王建为同调的。

王建(766?—830?)，字仲初，颍川(河南许昌)人。出身寒门，亦未第进士，曾过着“三十年作客”和“从军走马十三年”的“奔波”生活。元和间，始为昭应县尉，但已“头白如丝”。长庆时授校书郎，太和中复出为陕州司马。《自伤》诗说：“四授官资元七品，再经婚娶尚单身”，可见他一生都很潦倒，但也使他接近了人民。他是张籍的挚友，乐府与张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在古题、新题参用这一点上，二人也极相似。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的题材，如《水夫谣》：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这和李白的《丁都护歌》都是写的纤夫的痛苦，但更为形象，在唐诗中是不多见的。又如《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的沉痛心情：“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也是未经人道的。长期的穷苦生活，使诗人对劳动人民和对剥削阶级有着鲜明的爱憎。如《田家行》：“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就幽默而深刻地表达了老百姓对官吏的仇视。《簇蚕词》也是一样：“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著?”这冷然的一问，也正充满着仇恨。《织锦曲》通过对织女们“一梭声尽重一梭”的辛勤劳动的描绘，对统治者的荒淫奢侈提出了愤怒的斥责：“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乐府外，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也很有名，但价值不高。

在艺术上，张王乐府也有不少共同特点。他们都好用七言歌行体，篇幅都不长却又都好换韵，绝少一韵到底，令人有急管繁弦之感;他们也好在诗的结尾两句用重笔(同时配合换韵)来突出主题，但主观的议论较少，往往利用人物的自白，或只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语言方面，也以通俗明晰为主，但颇凝炼精悍，所以王安石叹为：“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如果和元、白比较，可以说是各有独到之处。当然，成就最高的还数白居易。

最后我们要提一提李绅。绅字公垂，元、白的好友。我们知道，自创新题是始于杜甫，但有意识地以“新题乐府”为标榜和传统的古题乐府区别开来的，李绅却是第一个。他曾一气写出《新题乐府》二十首，当时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则扩充到五十首，并改名《新乐府》。元、白大力从事新乐府创作虽尚有他们自己的理论依据，但带动他们的却不能不归功于李绅。所可惜的，是李绅原作二十首反一字不传。不过，他的《悯农》诗二首却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由于诗题不类乐府，郭茂倩未收入《乐府诗集》的“新乐府辞”中，其实是地道的新乐府，是新乐府运动中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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