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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儿科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传统的中药、针灸、推拿等治疗方法为手段，研究自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小儿的生长发育、生理病理、喂养保健，以及各类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门医学科学。
　　中医儿科学荟萃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小儿养育和疾病防治的丰富经验，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中医儿科学的萌芽期（远古-南北朝）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原始的医学活动。据考古学家考证，我国69万年前的“北京人”平均寿命大约只有14岁，因而可以说，人类早期的医学活动中，包括了相当部分的儿童医疗保健内容。《山海经》中所载巫方是传说中我国最早的儿科医生。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儿科医生则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古代医籍中关于儿科疾病的早期记载见于西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书中有关于“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述。《汉书·艺文志》载有“妇人婴儿方”19卷，是早期的妇儿科方书。《内经》不仅建立了指导各科临床的中医理论体系，而且提出了有关儿科的不少论述，如小儿生长发育、体质特点、先天因素致病、某些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断等。《伤寒杂病论》建立的辨证论治体系，特别是脏腑论杂病，对后来儿科辨证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已有儿科医案记载，如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曾以下气汤治小儿气鬲病，东汉名医华佗曾以四物女宛丸治小儿下利病。《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医药书中专门列出儿科、产科等医事分科，同时也出现了小儿医学专著，如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2卷，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37卷等。
　　二、中医儿科学的形成期（隋朝-宋朝）
　　隋唐时期，政府重视医学教育，在太医署内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学制5年，促进了儿科专业的发展。
　　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其中论小儿杂病诸候6卷。该书提出—了“不可暖衣，……宜时见风日，…常当节适乳哺”等积极的小儿护养观。将外感病分为伤寒、时气两大类，内伤病以脏腑辨证为主，详论儿科病因证候255候。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首列“少小婴孺方”2卷，收录儿科用方3m余首，将儿科病分为9门，论其理法方药。
　　相传至今的最早儿科专著《颅囟经》，流行于唐末宋初，提出婴幼儿体届纯阳的观点，论述小儿脉法及惊。痫、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治，北宋钱乙，字仲阳，对中医儿科学体系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被誉为“儿科之圣”。钱乙的主要学术建树，由其弟子阎季忠编集于《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该书归纳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对儿科临床有直接指导意义。钱乙从儿科特点出发，在四诊应用中尤重望诊，对“面上证”、“内证”，痘疹类出疹性疾病的鉴别诊断等，都有较详明的论述。《小儿药证直诀》建立了儿科五脏辨证体系，捉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等，成为中医儿科辨证学中最重要的力法。他制订儿科治则治法，从五脏补虚泻实出发，又注意柔润清养，补运兼施，攻不伤正。他善于化裁古方，根据儿科特点创制新方，制剂以成约为主，切合临床应用。
　　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时病流行，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总结撰成《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是为天花、麻疹类专著之始。南宋刘昉等编著《幼幼新书》40卷，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著作。南宋时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对儿科各类疾病厂-泛收录论述，包括多种先天性疾病。书中明确新生儿脐风撮口是由于断脐不慎所致，与成人因破伤而患的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提出切戒用冷刀断脐，主张用烙脐饼子按脐烧炙脐带，再以封脐散裹敷，是当时预防脐风的较好方法。
　　南宋陈文中，著《小儿痘疹方沦》《小儿病源方论》，他力们固养小儿元阳，以擅用温补扶正见长。对痘疹类时行疾病因阳气虚寒而产生的逆证，他擅用温补托毒救急。陈文中主温补，与钱乙、董汲重寒凉，两者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为儿科疾病辨证论治提供了全面的依据和丰富的治疗方法。
　　三、中医儿科学的发展期（元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金元四大家各有特长，在儿科方面也各有贡献。刘完素主张用辛凉苦寒，泻热养阴法治疗小儿热病主张从正治热性病善用攻下。李呆重视凋理脾胃。朱震亨认为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用养阴法见长。
　　元代曾世荣编著《活幼口议》《活幼心书》。曾氏详论初生诸疾，是中医新生儿学较早的集中论述。他议证论候翔实，对多种儿科常见病证候分类治法均作了精炼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论述，如归纳惊风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治法，立琥珀抱龙丸、镇惊丸等疗惊方，均沿用至今。
　　明代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善采众长，著《保婴撮要》。薛氏发扬五脏辨证学说，每篇首引钱乙辨证论治纲目，继陈张元素五脏相关之阐述，旁征博引，演绎成篇。他们重视脾、肾二脏，治脾宗陈文中而偏温，治肾既宗钱乙养元阴滋生化源，又效陈文中温元阳阴中求阳。《保婴撮要》论小儿各科病证221种，列医案1540则。其中论及小儿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齿科、肛肠科、皮肤科、骨伤科病证达70种以上，脏腑、经络辨证用药，内治、外治、手术兼施，对中医小儿外科学专科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名医万全，著儿科专著《幼科发挥》《育婴秘诀》《片玉心书》等。他就不同阶段的儿童，提出了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育婴四法”。
　　在朱震亨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不足。“三有余、四不足”的小儿生理病理学说。他特别重视调理脾胃，并认为“调理之法，不专在医，唯凋乳母、节饮食、慎医药，使脾胃无伤，则根本常固矣”，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此外，明代还有李时珍《本草纲目》，收集了很多治疗儿科病的药、方。鲁伯．嗣《婴童百问》，详究儿科病源与证治，论述平达，切合实用，，王肯堂《证治准绳·幼科》，集众书之长，又参以己见，容广博。张景岳《景岳全书·小儿则》，提出了儿科辨证重在表里寒热虚实，小儿“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治疗上“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等观点。
　　清代儿科医家夏禹铸著《幼科铁镜》，认为“有诸内而形诸外”，可从望面色、审苗窍来辨别脏腑的寒热虚实，重视推拿疗法在儿科的应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是清朝廷组织编写的儿科专书，条理分明，立论精当，适用于临床和教学。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足一部麻疹专著，详细阐述了麻疹各阶段及合并症的辨证与治疗。王清任《医林改错》汜载厂作者观察小儿尸体的解剖学资料，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阐发活血化瘀治法，介绍了该法在紫癜风、疳证、小儿痞块等病证中的应用。
　　陈复正是清代儿科名家，著《幼幼集成》。他倡导指纹诊法，概括了指纹诊的方法和辨证纲领。《幼幼集成》除采用脏腑辨证外，更重视八纲辨证在儿科的应用，陈氏创制厂集成八方，沿用古方，还大量收录各类简便方，使该书更具实用价值。
　　吴瑭不仅是温病大家，在儿科方面也卓有成就。他鲜明地提出“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的生理特点，易于感触、易于传变酌病理特点，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临床用药注意点。论小儿温病，六气病因，三焦分证，治病求本，与叶桂的卫气营血辨证学说相辅相成。
　　明清寸期，天花、麻疹等时病流行，儿科在产；生大量痘、麻专著的同时，应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已广泛传播《博集稀痘方论》（1577年）载有稀痘方，《三冈识略》（1653年）载有痘衣法。俞茂鲲《痘疹金镜赋集解》（1727年）说，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的人痘接种法已盛行各地。我国的人痘接种法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一本、土耳其及欧非国家，成为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清朝后期，随着西医传人我国，儿科界也开始有人提出宜中西医合参。何炳元《新纂儿科诊断学》中就在传统四诊之外，引人检诊一项，用于检查口腔、温度、阴器、便路等的变化。民同时期儿科疾病流行，许多医家寻求古训，融会新知，救治了大批患儿。例如，在治疗重症热病时，徐小圃擅用温阳药物回阳救逆，奚咏裳善取寒凉药物清热保津，就是这一时期外感病寒、温两大学派的杰出代表。
　　四、中医儿科学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发展我国传统医学的政策支持下，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进步的学术氛围中，中医儿科学和其他中医学科一样，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现代中医中等和高等教育，70年代开始中医儿科学硕上生教育，八十年代开始中医儿科学博士生教育，90年代又开始进行在职医师的继续教育，这种现代的完整教育体系，不仅为中医儿科界输送了大批人才，而且使中医儿科队伍素质不断提高，成为学科发展的保证。
　　建闷以来，整理出版了历代儿科名著，发掘了一大批对临床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的可贵资料。就中医儿科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学术争鸣，认识渐趋一致。儿科诊法应用，丰富了传统四诊内容，在四诊客观化如色诊定量、舌诊微观化、闻诊声音分析、脉图分析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而月。尝试把利用血液化学、超声影像等现代技术方法取得的微观辨证资料，与应用传统四诊手段取得的宏观辨证资料相结合，发展了儿科辨证学。
　　在预防医学方面，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