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朱有勇最新心得体会范文5篇_看时代楷模发布厅朱有勇有感5篇

时间：2024-03-01 14:26:55 由 13546454698 分享

　　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在全国上下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之际，中央宣传部2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朱有勇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时代楷模朱有勇的学习心得，方便大家学习。

　　2019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学习

　在大家眼中，朱有勇是云南省农业系统唯一的工程院院士，是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但在澜沧县蒿枝坝村，提起朱有勇，拉祜族群众会抿嘴笑着告诉记者：“他是来帮我们种洋芋的。”

　　“农民院士”朱有勇身上到底有什么气质，让拉祜族群众觉得那么亲?一切还得从他早年立下的志向说起。

　　让农民过好一点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红河州个旧市卡房镇，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儿时农田旧景，是最吸引他的景色。广阔的田野使他对土地与农民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和热爱。

　　高中毕业后，朱有勇与8位同学回到农村当了知青。当他看到自己和农民们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却只是难以糊口的收成时，朱有勇在心底埋下了自己的初心：“一定要努力，让农民过得好一点、农业变得强一点、农村变得美一点”。

　　1977年恢复高考，朱有勇如愿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学分子植物病理学有关项目研究后，朱有勇不假思索地谢绝了悉尼大学教授对自己的挽留，毅然回到了云南农业大学。和国外、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相比，在云南搞科研或许会有一定局限性，但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却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

　　朱有勇紧盯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创新性开启了不用农药控制病虫害的探索之路。他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病害”技术在全国10个省区市推广了6000多万亩，并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科研一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病害”技术在国内外应用于3亿多亩旱地作物。这两项技术让农药使用量减少60%，并能增产20%-30%。由于长期与农民和土地打交道，少数民族农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农民教授”“农民院士”。

　　手把手带着老乡干

　　刚接到澜沧县扶贫任务时，虽有“扶贫就要到最穷的地方去”的思想准备，但到了澜沧蒿枝坝村，朱有勇也被这里深度贫困的状况震惊了。

　　澜沧主要生活着“直过民族”拉祜族，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但因为没有技术、没有产业，当地群众素质型贫困问题极为突出，农业科技成了这里最大的短板。

　　“越是艰难，科技扶贫就越有大作为。”通过调研，朱有勇带领团队利用专业特长，科学制定了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发展措施，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在当地建立了“科技小院”。

　　正当他们决定先拿冬季马铃薯作示范时，现实却给了朱有勇当头一棒，居然有很多村民不愿意。原来，澜沧早年曾种过核桃，因气候、品种等原因，树倒长得好，核桃却没结几个，光竹塘乡就有7000亩摆在那里成了反面教材。这里也有种过马铃薯的，但最终只收获些小疙瘩。这个院士又来“种洋芋”，农民们担心万一再失败，一家人一整年的收成就打水漂了。

　　朱院士能把“天拉长”，一时难以把村民的眼光拉长。院士这个名头，在这样一个偏僻村寨并没有多大作用。“这比发期刊论文可要难多了。”朱有勇感慨。

　　在当地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下，院士团队将新研发的冬季马铃薯品种.种进了100亩样板田。朱有勇同样扛起了锄头，与少数民族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家”安在了田间地头。为了和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朱有勇还学会了“你好”“吃饭”“干活”等拉祜族语。

　　第二年，看到样板田的好收成，原来持反对态度的村民刘金宝将家里10亩地分出了2亩种马铃薯。每亩5000多元的收入，让他第三年主动把全部地种上了冬马铃薯。

　　在澜沧县，农民种植冬马铃薯每亩收入平均可达9000元。在朱有勇院士团队的努力下，目前澜沧县建立了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等科技扶贫示范项目基地，还将依托中国工程院人才智力优势，大力实施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3个“一万亩”工程，全力创建全省科技扶贫示范县。

　　“农民院士”扶贫有招

　　朱有勇深知，技术缺、产业弱，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贫困的重要原因。从示范村蒿枝坝村的情况来看，农村技术型人才的多寡才是带动产业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能否如期完成的关键。

　　于是，朱有勇在职业学校开办了院士班，这可是全国首创。这个技能培训班，是朱有勇扶贫计划中的更为重要的一步。

　　其中短期培训班不受年龄、学历等条件限制，教学过程为4个阶段100天，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亲自授课，采取边学习边生产的办学模式，理论讲授和田间实操紧密结合，用学员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用学员看得懂的方式手把手教授，课堂在田间，学习在地头，考试评价看收成。

　　酒井乡酒房村坡头老寨小组的哈尼族农民培训班，作业是种一亩马铃薯。亩产2吨为合格，2.5吨为良好，3吨为优秀。去年3月，当马铃薯班的农民马正发请全小组现场观摩他的“考试成绩”时，大家看到田里收获的硕大马铃薯，非常震撼。这一期，养鸡能手张忠玲、林下三七技术员付美刚、马铃薯班农民马正发等优秀学员受到表彰并获得5000元奖学金。

　　在马正发的带动下，去年冬季，坡头老寨28户人家种植马铃薯100亩，其中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了37亩。今年2月，坡头老寨的冬季马铃薯陆续收获，平均亩产2.7吨，每公斤售价2元到4元，整个小组的马铃薯收入51万元，人均收入3825元。马正发种植了10亩，收入7万元，在全小组最高。

　　除了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朱有勇院士和团队还开设了冬早蔬菜、茶叶种植、林业、猪牛养殖等培训班，前后共计开设了24个技能班。

　　今年是朱有勇院士在澜沧扶贫的第5年，他带领团队结合贫困地区实际，走出了一条崭新而富有实效的精准扶贫之路，实现了从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到“云南省科技扶贫示范县”的跨越，为全国科技扶贫做出了有力的示范。朱有勇说：“我承诺过，要把贫困山区的农民带富。蹲在农村当个农民，带着农民脱贫致富，心里很高兴、很有意义，也很欣慰。”

　　2019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学习心得

　我校名誉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同志，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他扎根云岭大地，几十年如一日，用崇高信仰、渊博学识、辛勤汗水书写了立德树人和强农兴农的时代华章。为引导和激励全校师生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践行教育报国初心、担当筑梦育人使命，中共云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决定在全校开展向朱有勇同志学习活动。

　　一、向朱有勇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坚定信仰、情系农村、躬耕农业的为民初心和担当精神

　　他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对农村满怀深情，“让农民过得好一点、农业变得强一点、农村变得美一点”是他最朴素的追求。从异国他乡到彩云之南，从大学校园到田间地头，他渴望在家乡的土地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把“用自己的付出实实在在解决一些农民的问题”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

　　二、向朱有勇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爱岗敬业、明道信道、筑梦育人的师者仁心和奉献精神

　　教育改变了他，他也坚持用教育改变人。他铭记教师这一第一身份，严谨治学、教书育人，能把高校的优秀学子培育成教授和学术带头人，也能把边疆的民族兄弟培养成行家和致富带头人。他淡泊名利、育人育心，用自己的收入设立奖学金，帮扶和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师生。

　　三、向朱有勇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潜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创新的科研匠心和奋斗精神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实践意识，他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汗水洒在田野里，把幸福种在农民的心坎上。他年过六旬，却毅然投身脱贫攻坚最前线，用奋斗精神既扶智又扶志，把爱国情、强国梦、报国行镌刻在边疆民族致富路上。

　　2019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学习体会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党员干部，他坚定信仰、情系农村、躬耕农业，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用满腔热血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为民初心和使命担当

　　他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对农村满怀深情。“让农民过得好一点、农业变得强一点、农村变得美一点”是他最朴素的追求。朱有勇1955年11月出生于红河州个旧市卡房镇，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儿时农田旧景，是最吸引他的景色。广阔的田野在带给他诸多欢乐时光的同时，更使他对土地与农民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和热爱。1974年8月，高中毕业后的朱有勇，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与8位同学奔赴个旧市卡房公社苟街大队对门山生产队当知青，由此迈入了社会的第一站。他干活卖力，犁地、砍柴、挖石头，什么活计一到他手里，都能干得好，当地的苗族群众都很佩服他。苗族农民李明生如今已60多岁，提起40多年前在对门山生产队当知青的朱有勇时，却一下子就想了起来：“当时他们那批来的知青，数朱有勇干活最厉害，最能吃苦耐劳。”如今，回忆起当年的知青岁月，朱有勇感慨地说，那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四年的知青生活，使他成为农活样样在行的青年，更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耕作的艰辛、农民的不易。当他看到自己和农民们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却只是难以糊口的收成时，朱有勇内心一阵阵酸痛。他为农村的普遍贫穷感到不安，也在心底埋下了自己最朴素的人生追求：一定要努力，让淳朴的老乡们走上富裕的路子。

　　从异国他乡到彩云之南，从大学校园到田间地头，他渴望在家乡的土地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1977年，朱有勇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当他静下心来钻进农学的大天地，探寻到农业世界的万千奥秘后，年轻的朱有勇不可抑制地爱上了自己的专业。1994年7月，怀着对专业的热爱，他又远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修分子植物病理学。进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朱有勇研究的是棉花病害，表面看上去似乎和他在国内研究的生物多样性区别很大，但试验方法和技能却为他以后的植物多样性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科研基础。而且，从做分子遗传学实验的国外同事那里，他还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实验方法。两年的异国求学生涯，不仅为朱有勇打开了眼界，也为他日后的科研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学分子植物病理学有关项目研究后，朱有勇未加思索就谢绝了悉尼大学教授对自己的殷切挽留，带着家人回到了云南农业大学。对于自己毅然选择回国工作的原因，朱有勇是这样解释的：“宾馆再好也不是家。国外条件再优越，我做得再多、再好，也是在别人的土地上为别人做事。回国后，我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母校，按照自己的思路，做我想做的科学研究，为这片土地、为家乡人民做事，比在外国更有意义。”和国外、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相比，在云南搞科研或许会有一定局限性，但朱有勇热爱这方水土，他坚信自己从事领域的一切未解之谜都能在这方山水中找到科学答案，并造福一方百姓。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他把“用自己的成果实实在在解决一些农民的问题”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和满足。1982年初，朱有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朱有勇看来，自己的每一步成长和发展，都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结果，尤其是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给予他的研究团队大力支持，为团队开展工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和研究环境。1992年至1995年间，云南建设了10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每个重点实验室投资都上千万元，包括朱有勇后来领衔的云南省植物病理重点实验室在内的3个重点实验室都建在了云南农业大学。在朱有勇的心目中，个人的前途必须与党的事业、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他说：“在工作中，我很在乎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想把实验室的工作搞上去，出成绩，出效益，我作为一名组织者、一名共产党员，就必须身先士卒，起好带头作用，在困难面前要上，在利益面前要让。自从入党那天起，我始终这样对自己说，你已经是这个组织的一员了，你必须珍惜她的荣誉，维护她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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